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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环保 日本人能教给中国些什么?
点击数:230  发布时间:2016/4/25

时间:2016-04-21 09:47 来源:神叨侠

最近可真是到了“危险中国季”,事关人身安全的大新闻,接二连三地出现。先是前段时间,在北京出现了“年轻女子酒店遇袭”的事情。最近,江苏又连续冒出两个“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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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起“毒学校事件”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与学校周边的化工厂离不开关系。

在这种环境新闻的评论里,除了人们的义愤填膺以外,往往还少不了“向日本看齐”的声音。

那么问题来了,为什么日本人在环保方面,就能比中国人做的好呢?

今天,知叨君就来和大家说说,日本人的“环保斗争简史”。

也曾严重污染过的日本

说起日本的环境,相信去过日本的朋友,对那儿的第一感觉就是:干净!天空蓝得通透,城市像水洗过一般。 据2014年,由耶鲁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发布的,一项旨在衡量政府在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政策力度上的排名,也就是“全球环境效绩指数”(EPI)显示,在全球178个参加的国家中,中国仅位列第118,分数是43。而彼时的日本排名第26,分数为72.35。

不得不说,在环保方面,日本人的确比中国人做得好。

别看日本现在环保搞得不错,但或许大家不知道,他们原来的环境污染情况,也很严重。

时间还要回到19世纪后半期,当中国在“大清药丸之路”上大步迈进时,日本则因为明治维新的关系,开始走上了“东亚第一”的征途。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,日本的第一起环境公害问题“足尾矿毒事件”也随之出现。

该事件发生在东京附近的足尾铜矿。自19世纪70年代起,伴着足尾铜矿的开发,污染就产生了。1885年,矿山转由古河氏财阀经营后,环境污染呈愈演愈烈之势。因为该矿石含有30%-40%的硫磺,精炼时会产生大量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硫和重金属粉尘。所以,当废水废气乱排放时,会导致人和动物中毒、农田污染,以及树木枯死的状况。再加上炼铜时,需要燃烧大量木材,这就造成了森林被滥砍滥伐。而随着树木的消失与废弃物的乱排,当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洪涝灾害、水土流失和居民中毒的情况。虽然政府曾被迫同意改造该地区环境,但直到1973年,足尾矿山才关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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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大家对“足尾矿毒事件”不太了解,咱们就换个更有影响的事儿来说。

上世纪50年代,在日本的熊本县,曾发生过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事。1950年,有大量海鱼成群在当地海面游泳,任人捕捞,海面上常常出现死鱼、海鸟的尸体。1952年,许多只猫跟着了魔似的,走路时或步履不稳、或疯狂奔跑,有些猫“群魔跳舞”,甚至还出现了猫咪集体跳海自杀的情况。1956年,当地居民也出现了和猫类似,走路不稳,精神失常的症例。没错,这就是震惊世界的“水俣病事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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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俣病是熊本县水俣湾沿岸地区的居民,因长期食用受污染的鱼贝而引发的疾病。其污染源是水俣氮肥厂排出的,含有甲基汞的工业废水。由于甲基汞的污染,不仅许多人的身心健康备受摧残,而且当地生态环境也倍受打击,水俣湾的鱼虾不能再捕捞食用,渔民们失去了经济来源。

更糟糕的是,因为水俣氮肥厂的封锁消息,使得该事鲜为人知,没能做出预警。1965年,在与熊本县相隔千里的新泻县的土地上,史称“第二水俣病事件”的悲剧再次上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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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期内,日本三重县还有过“四日市哮喘事件”(1961年)。四日市临海区域内,聚集着各种大型工厂。在没有安装任何“防大气污染设备”的情况下,工厂将高浓度的二氧化硫,大量排放到空气中,造成当地民众呼吸道疾病频发。其中,幼儿和老年人的发病率极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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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,在那个“以经济发展为中心”的时代,日本还发生过“东京六价铬事件”、“富山痛痛病事件”、“九州米糠油事件”等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。

那么,在发生这些污染事件后,日本人又是怎么做的呢?

论环保的全民持久战

一提起“面对环境污染怎么办”,国内媒体基本都是在讲“政府监督、企业自律”等车轱辘话。似乎,这里面并没民众多大事。所以,知叨君下面就以新泻的“水俣病事件”为例,跟大家说说,日本民众在遭遇此类问题时的反应。

“第二水俣病事件”发生后,新泻县举办了以民主医疗团体为中心的研究班,重点讨论了“为什么水俣病会反复发生”的问题。

结论是新泻水俣病并非偶发事故,首先是因为政府并没及时采取措施,对先前熊本县水俣病的首要原因保持暧昧态度,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,分化瓦解患者的维权队伍,致使昭和电工这类无良企业能起无忌惮地排泄废水。其次是水俣市的受害者在当地遭到孤立,不仅事故公司的普通员工,不能为受害者站出来说话,连当地的地区工会和一般民众,也与受害者形成了对立态势,致使受害者势单力薄,孤立无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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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新泻县民众意识到,完全依靠政府来解决问题是不行的。重要的是,大家要齐心合力支援受害者,而不是各人顾各人。于是,1965年8月,“新泻县民主团体水俣病对策会议”(简称“对策会议”)应运而生。正式加入这个团体的有医师协会、工会组织、妇女联合会等组织。

在该组织与地方政府长期反复的交涉中,受害者意识到,这些行政部门与肇事企业穿一条裤子,甚至还与昭和电工沆瀣一气。接着,他们便邀请了律师和法律学者,设立了诉讼委员会,想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但对当时的受害者来说,同政府打官司会被视为“以下犯上”。所以,受害者们也有点畏畏缩缩。见此情景,“对策会议”和诉讼委员会多次走访受害家庭。直到昭和电工扬言“即使国家拿出了结论,我们也不会认同”,国家对此也保持沉默时,愤怒的受害者才彻底坚定了打官司的决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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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6月,新泻水俣病发生两年后,13名患者把昭和电工告上了法庭,提起了日本首例正式的公害诉讼审判。然后,全日本掀起了“反环境公害”斗争。1967年四日市进行了大气污染审判;1968年富山县有了对“痛痛病事件”的审判;1969年熊本县审判了此前忽略的“水俣病事件”......经过不懈努力,受害者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。1971年9月,地方法院判定受害者胜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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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,由于改名后的“对策会议”,在1967年提起了新泻水俣病的第一次诉讼,此举推动了日本政府制定了《公害对策基本法》。1971年的判决后,政府又设立了日本环境省(类似中国的环保部)的前身,也就是环境厅。

可以说,日本“针对环境公害”所设立的行政机构,是在受害者维权,其他民众也帮助受害者的基础上发展、充实起来的。

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

看到这儿,有没有叨友好奇,要说事故公司的普通员工,因为利益感情关系,不去帮助受害者还能理解,为什么一般民众也会排斥受害者呢?

这可能与人们更重视“群体思维”有关。

“群体思维”就是,群体对和睦一致的渴望要求,可能会压倒对相反观点的真实评价。通俗点说,人们会为了维护群体的和睦而压制不同声音。也就是“要识大体、顾大局,不能出现不和谐的声音,稳定压倒一切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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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熊本水俣病事件”前期,水俣病犹如受到魔鬼诅咒的传染病,人们觉得得过或接触这种病的人都很肮脏、堕落,患者们在痛苦贫困的同时,还要忍受他人的“精神伤害”贬低与谣言。

患者家庭不敢出声,担心孩子找不到工作和结婚对象。未患病的水俣市民众则歧视患者,认为他们的抗争伤害了水俣市的形象,影响了国家建设的大局,危害社会稳定。主流社会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太多声援,官商勾结被刻意忽视了。

这就是日本当时的状况。虽然国家在1947年形式上实行了民主制度,但在1950年代,无论政府官员,还是民间社会,整体上依旧受帝国时代国家主义教育的影响,主流社会依然认为城市的支柱产业比受害群体重要,城市形象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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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完日本,我们再回头看看自己。在“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”被央视曝光前,多位家长就曾因学生身体出现异常而上访。在上访过程中,多次遭到相关部门阻拦,被告知“不要惹事”。个别家长还遭受了被有关部门传唤询问、短期拘留的经历。事件曝光后,还有该校的学生认为,这件事是外界在抹黑常州外国语学校,不能玷污学校的名声。比起七八年级同学的生命,九年级毕业生的中考似乎更重要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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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此事的言论中也不乏“日本也经历过污染,伦敦也经历过,这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,再过几十年,中国的环境自然会变好”的声音。但大家要清楚,“环境变好”不是无需努力、无需流汗、只要在家坐等几十年,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。日本现在的环境之所以那么好,那是因为人家的的确确真做了什么。

况且别忘了,中国从1992年就开始治理水污染,北京从1998年就开始治理空气污染了。可现实呢?

最后,看完以上内容,我们可以发现,在经济发展的路上,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环境问题。所以,在问题出现后,需要我们大家去共同监督,去关心这些问题,而不是仅仅自己不随意乱丢垃圾这么简单(何况这一点也不一定能做到),也不是各扫门前雪,以为事情没发生到自己头上,就不在乎。

过去报道有关农村地区,被污染的河流和癌症村的时候,所谓的“中产精英”都不在意,觉得离自己很远。而“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”的出现,对“中产精英”来说,着实是个警醒。要知道,大环境被破坏的时候,没人能独善其身、岁月静好的。

当然,在全民行动之前,政府也应该完善相关制度,允许普通民众能够有效监督,不受人身威胁。毕竟,大多数人还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世代生存,能移民国外的,还是“少数人”啊!

原标题:知叨君:关于环保 日本人能教给中国些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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